在人生的最后的几年，张一弓的肺气肿病情不断加重，爱好的体育运动早已力不能及，甚至上几步楼梯都会大喘气，所以更多的时间都待在家里，构思创作，其中就有用两年时间准备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子女多次劝他身体是第一位的，写作的事先放放，但张一弓常这样回答：“写作不是在消耗生命，而是带我活下去。”

　　张一弓生长于书香之家，其父张长弓原是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1935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张长弓的《中国文学史新编》，这本文学史的体例“以时代为纲，以文体、作风、派别为子目”，力图“见其史的流变”，为众多文学史家所赏识。张长弓还是一位对戏曲文学有精湛研究、造诣很深的学者，1985年，由于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其名字被收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张一弓的母亲孟宪芝，是开封女子高中的语文教师。张一弓从小在戏曲、曲艺、文学方面受到很好的家教和熏陶，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读到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雨果、大仲马都对他有过深刻的影响和启示。这使他有可能既从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戏曲，又从外国文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张一弓的童年，是在抗战的逃难、漂泊与辗转中度过的。童年的张一弓最先对这个世界产生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弱？小日本为什么撵着我们走？”在家庭的影响下，他从小就产生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9岁的他开始跑前跑后地为抗日募捐，用稚嫩的笔触记录着当时的所见所闻。

　　10岁那年，张一弓郑重其事地把自己的作文汇拢抄写在一个本子上，悄悄地“出版”了自己的第一个集子——《张斑斑文集》。还自己设计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封面富：有大海、海鸥和白云，还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在一起看海。

　　1950年，他在开封高中读二年级时，写了一首叙事诗，获得全校文艺比赛第一名。经当时的校长、河南著名教育家杜孟模推荐，张一弓到《河南大众报》当了一名记者。张一弓第一次去采访，就被人给轰了出来，原因是他的年龄只有16岁，人家还以为是一个捡到“记者条”（当时的记者外出采访没有记者证，只有报社开具的一张“记者条”）的小孩子在胡闹呢。报社排字房的老工人们曾将去改稿的张一弓当做恶作剧的顽童，揪着耳朵把他从排字房撵出去。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张一弓坚持走自己的路。

　　张一弓在《河南大众报》和《河南日报》任记者、编辑长达30年。1959年，《河南日报》驻洛阳记者张一弓在洛阳文学刊物《牡丹》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母亲》，这为他后来苦难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当时他的母亲刚被打成“”，他这篇文章立即被诬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毒草”，1959到1960年竟招来了28篇批判文章。张一弓对那顶“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不满，他认为《母亲》“仅仅是个几千字的短篇，仅仅是在艺术表现上吸收了西方小说内心刻画的一些手法，难道有必要这样兴师动众、大张挞伐……这不是用‘喀秋莎’大炮打麻雀吗？”

　　此后，崭露头角的张一弓从文坛上“消失”了。漫长的二十多年沉浮之间，张一弓曾先后担任《河南日报》理论处处长、河南日报社副总编、河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也曾被打入“牛棚”，曾在“黑帮队”接受批斗和劳动改造，曾被“隔离审查”。生活使张一弓变得更扎实、更稳重，也使他紧跟时代的步伐对生活进行着深刻思考。20多年的积蓄为他绚丽的文学创作埋下了伏笔。

　　1980年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发表，荣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在沉默中爆发的张一弓真正走进了文坛，并红遍文坛，张一弓被誉为河南文坛的“形象大使”。受到鼓舞的张一弓开始连续创作发表多篇中、短篇小说。

　　2004年底，张一弓荣获河南文学“终身荣誉奖”。敏锐迅捷地记下农村生活的变化，把握农民思想、心理的脉搏，是张一弓小说的一大内涵。长期的记者生涯和多年农村工作的经验，使张一弓熟悉农民，热爱农民，理解农民；他的作品，较好地反映了当代农民的意志、愿望、感情和理想。

　　如果我们将他发表的小说，以写作年月为脉络排列起来，可以看到我国农村是怎样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革。他的小说像是一面镜子，映现出中国农村结束饥饿和贫困，走向富裕和繁荣的崭新面貌；映现出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正在展开着的伟大经济变革的历史必然性。作者在农村生活的变化中开掘出深刻的生活底蕴，写出了农村中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旧的生活方式在不知不觉中动摇，新的生活追求意识在变革中诞生。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是他走向新时期文坛的第一篇力作，也是“反思文学”创作思潮中的扛鼎之作。1979年底，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投给《收获》杂志时，张一弓还在挨批，处于隔离状态。当时，《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被编辑选中推荐给了主编巴金先生，巴金非常喜欢。巴金力排众议，毅然拍板将该小说发表在《收获》上。张一弓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创作《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过程，是一种很难超脱的、痛苦的心灵历程。这种痛苦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更是因为整个民族都经历过的一场悲剧。

　　《张铁匠的罗曼史》以“”到“”几十年的农村生活为背景，描写了张铁匠屡遭打击和陷害，与妻子腊月两度结婚、离婚，直到结束后才破镜重圆的故事，作品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小说通过对张铁匠与腊月的悲欢离合的坎坷命运的描写，向人们展现了这几十年中国农村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批判了极“左”思潮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给人启迪，发人深省。

　　《赵镢头的遗嘱》描写农村生产责任制遇到的多方阻力，农民付出的血泪代价。《黑娃照相》真实细致地捕捉到了刚刚富裕的青年农民对新生活的喜悦和对美好明天的憧憬。《寻找》准确传达出农民害怕“政策有变”、喜忧参半的心理。《流泪的红蜡烛》中透视出摆脱物质贫困后的农民精神上的愚昧，表达了青年农民对合理的爱情婚姻的追求，显示出农民的初步觉醒。《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描写乡村女司机的故事，成功塑造了这个在城乡差别阴影中勇敢闯出生活新路，自尊自强、性格鲜明的农村女青年形象。《最后一票》则是从另一角度思考，要想捍卫新生活、新政策，就必须捍卫手中的民主权利。

　　张一弓称自己是“同时代人的秘书”。他深入反思农村历史道路的曲折，热情拥抱变革时期的农村现实，努力追踪农村的变革步伐，他的小说成为充满热情和理想的现实主义创作。有人说他偏爱生活中的特异事件，擅长通过戏剧化的手段，造成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有人说他善于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带有英雄气质和传奇色彩的人物，善于将强烈的政治色彩与充沛的文学激情、雄浑悲壮的风格与滑稽幽默的笔调、欧化的叙述语言与充满乡土气的人物语言相交融。不容忽视的是，张一弓的创作始终保持着对人性、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失落与寻找等问题的揭示，这应该是其作品具有持久魅力的根本原因。

　　张一弓在约一百余万字的作品里，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农村人物形象。有地区、县、公社、生产队的领导干部，也有普普通通的庄稼人；有为民牺牲的员，也有榨取农民血汗的“败类”；有带领劳动群众致富的农村改革者，也有阻挡农村变革的“绊脚石”；有强烈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地位的农村新人，也有尚不觉悟、安于现状的芸芸众生。在这些众多的人物形象中，作者着力刻画的是人民中的先进分子，生活中的强者。

　　个人生活经历的坎坷，使张一弓习惯于对命运抗争，用充满激情的笔反复表现改革时代“敢为天下先”的普通人的英雄品格，如李铜钟（《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赵镢头（《赵镢头的遗嘱》）、郭亮（《火神》）等。他们都有曲折、坎坷的命运，都是中国农村的脊梁。他们的性格是在重大的社会矛盾冲突中表现的，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绘的，是在生死存亡、荣辱沉浮、变幻跌宕的际遇中展开的。

　　张一弓对普通庄稼人形象的塑造，也颇具功力。哪怕他们只说一句话，或只出一次场，也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老杠叔，用他那朴素的语言去解释大饥荒这场灾难，说：“毛主席不叫咱冻着……就不会叫咱饿着……兴是年前风老大，电话线刮断了……上头跟底下断了线……等两天，再等两天……等电话线接上……”读着这样的话语，不禁使人潸然泪下。老杠叔的心声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千千万万普通庄稼人的共同心声。作家只用了这么一句话就写活了一个形象，显示了他的艺术功力。

　　《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中有一座负载量小、汽车难以通过的窄桥，那位不知名的修桥老人说：“这是俺领着俺一家去修的义务桥，俺临走就给俺村留下这座桥，接接大汽车。”他要以他生命的微弱之光给人间留下些许温暖。他对春妞儿说：“你们再来时，要是没有我了，你们就把桥这边那棵老柿树当成我吧，我就一直站在那儿，等着，盼着！”作家将这位老人希望农村变样的心情，写得何等委婉和动人，曲折地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潮流对一个中国老农民心灵的影响。张一弓是一位善于从生活中提炼有特色的语言、对话、细节，来为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的作家。塑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是张一弓小说对新时期文学的贡献。

　　1985年是新文学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新时期文学伴随着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与之相应的时代主题渐趋弱化。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艺术形式如地火般喷涌而出，文学新潮的出现昭示着文学向自身的回归。《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是张一弓文风发生变化的过渡性作品，随后又有《死吻》、《孤猎》、《都市里的野美人》等文本出现。

　　《都市里的野美人》是张一弓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学失去轰动效应”时的作品，从香艳的题目中不难看出作者对市场的敏感，但是香艳题目下包裹的是一颗与世俗化、市场化格格不入的心。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感召下，张一弓无法在世俗化的文学浪潮中自由冲浪，恪守反思批判精神的张一弓选择了暂时退却。《都市里的野美人》成了张一弓20世纪80年代末的封笔之作。

　　屡获大奖的张一弓并没有从获奖中得到太多快乐，相反，他却从中感觉到了苍凉。他说：“在文学创作上，我是一棵错过了生长季节的老树，到了生命的夏季才拼着命抽条长个儿，而试图把原本属于夏季和秋季的果实挂上冬季的枝头。这样的生命体验感受是悲剧性的。”

　　张一弓说，他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30年献给了新闻，“作为一棵错过开花结果季节的树，我只想把秋天以后的时光重新安排……”张一弓在1995年接受《河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在今后的十年中，我应该做出远远超出前些年的文学发现。”沉寂是为了重新张弓，他所具有的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反思历史的理性精神，使他在文学创作中承担着时代道义的使命。

　　1996年，从河南省作协主席岗位上退休的张一弓并没有闲着，在执著率真的探索精神和追求完美的心态感召下，张一弓迎来了又一个创作高峰。1999年，长篇报告文学《正大集团创业史》出炉。2001年纪实散文集《飘逝的岁月》出版，该书记录了张一弓行走在美国、墨西哥等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杂糅着独特幽默的叙述中流露出作家对中外文化的反思。

　　张一弓在2002年推出的近30万字的长篇新作《远去的驿站》，向我们展示出他观照生活的一种新的艺术眼光，一种对创作自我的重新寻找，表现出他对人类生存和生命体验的另一种深度及其特有的文化品位。

　　这部小说的结构属于版块叙事。在“我”的叙述视角中，生命的多样性和性格的丰富性都在家族血缘的名义下得以连缀与展示。这部在结构上显得相当松散，类似于散文体的作品，却充分凸显了小说营构中的两大支点：一是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富有传奇性；二是塑造出了许多个性张扬、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他们都具有环绕着自己的社会矛盾和生存‘难题’”，这是属于作家自己的独特发现。

　　张一弓始终关注的是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人，关注的是永存于世的人类精神和抗争命运的生命冲动，他提供给我们的是充分浓缩了的、由鲜活的生命血脉填充的人生，其中蕴涵着张一弓生命体验中最丰厚的沉积，同时也体现出其文化素养所能达到的穿透力与观照人性的深度，而笔力的雄健，也显示着他创作功力的深厚。

　　2016年1月9日，具有传奇式人生经历的张一弓，走完了81个春秋的风风雨雨。有人在《“文学豫军”的形象大使》一文中这样评价张一弓：这位坚强的老人，就这样一步步地向着人生更高的境界前进着，在中原厚重的土地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思想和文字。

　　主要作品有：小说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流泪的红蜡烛》、《死吻》、《死恋》、《火神》、《野美人与黑蝴蝶》、《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远去的驿站》、《阅读姨夫》等，长篇报告文学《正大集团创业史》，纪实散文集《飘逝的岁月》等作品。

　　《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分别获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集《张一弓集》获全国第一届优秀图书奖，《流泪的红蜡烛》、《考验》、《火神》、《山村理发店纪事》等8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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